本报报道，金融危机之下，曾经依赖租赁经济过活的东莞“食利”群体如梦初醒，有收租专业户改行当老板，有房东主动“降级”干“私活”，更有大批上进者融入社会大生产。无形之中，他们这些行为却引致一个东莞社会可乐见，而且，将来也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行为：新莞人和本地人的加速融合。
在新莞人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东莞，尽力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隔膜，帮助新莞人融入东莞，实现新莞人和本地人的融合，一直是公共治理持续努力的目标。远的不说，只近年来，新莞人称谓的提出、东莞城市精神的张扬、新莞人服务管理局的建立，尤其是服务新莞人各项实际举措的推出，无不折射出公共治理致力于融合的努力。
不过，这种推进融合的理性努力，多多少少受到东莞独特经济生态的牵扯，租赁经济的繁荣昌盛，无意中分离了新莞人和本地人更多交往的空间。当本地人经营物业经济的时候，他们活动的场所，几乎远离于在工厂做工的新莞人，而他们把房子出租给新莞人时，他们之间关系的主流无非就是利益较量；新莞人占主体的农民工，初到城市的不适应症，诸如，乱丢、乱抛、横穿马路等，都可能引起市民的反感，而且由于新莞人收入相对较低，心理的不平衡，尤其是与某些“食利”者比较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被放大映射，他们往往也不愿意走近本地人。
增多交往，增进合作可以说是破解情感疏离的唯一方式。人类的大多数是善良的，是有合作倾向的。而在疏离的状态下，善良和合作都不能为对方所身同感受，即使没有敌意，也难生好感，彼此的漠视，相互的排斥倒可能为常态。而在互帮互助中，在互惠互利中，在互让互谅中，我们可以感受人性的温度，容忍对方的不同。现在，正如媒体所报道的，由于本地人更多地介入生产经营活动，无形中创造和放大了新莞人和本地人交往的空间，假以时日，更多的交往必能生成融合的多种路径。
共同体的意识，从来都在合作中完成。于东莞而言，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，新莞人和本地人的个体融合不仅可以相互减低彼此的不解和抵触，而且，更可能生成一个新的意识：互为伙伴，互为朋友。尽管这种意识的生成需要经年累月，不会短期速成；可能经历波折，不会尽善尽美。不过，实质性的交往、规模性的交往已经发生，融合必可期。
公共治理推进融合的持续努力，与平民阶层感性的融合意识呼应，集体意识支撑的集体行动，无异将加速新莞人和本地人之间融合的进程。在东莞城市化的历史上，这无异是最大的变迁，无异是最大的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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