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息税开征以来，已经历了8年的存废之辩。进入2007年，争论更是白热化，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取消利息税。昨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授权国务院停减利息税的议案，意味着近期调整利息税几乎盖棺定论。虽然利息税只是一个小税种，但其引发的社会争议却是其他税种所未有的。在此，我们有必要深思利息税背后的政府政策思路与产生机制。
回顾历史，1950年和1980年我国曾经两次出台利息税政策，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执行。自1999年利息税恢复开征，税率为20%.当时征收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释放居民储蓄这只“笼中虎”来刺激内需，同时想增加财政收入。至于利息税传统意义的“劫富济贫”作用，更多是学界的辅助解释。然而，多年事实证明，这两项政策目标都没有实现。
一方面，我国的高居民储蓄是多种经济、社会和体制因素造成的，存款收益高低的影响并不大；另一方面，利息税也没有按照国际惯例纳入公平目标，表现在缺乏对纳税要素与税收优惠的合理设计，使得低收入者承受了较大的负担与痛苦感。
如今，政府认同利息税调整的背景却与当初截然相反。笔者认为，最大的原因恰恰是居民储蓄这只“笼中虎”被放了出来。近期居民储蓄不断下降，一方面使得仍主要靠“拉存款”过日子的商业银行体系面临潜在风险；另一方面存款向股市的搬家，也使政府担心会助推资本泡沫的积累。至于公平目标，虽然笔者不认为是改革的主要动因，但民间的呼声与立法机关的推动显然也有较大作用，这也表明了本届政府对民生的关注。
至此，如果停征利息税，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，但笔者认为，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对政府政策体系进行反思。
一方面，只有真正建立起政府政策的公共选择机制，才能提高政策效率。就当初利息税开征的过程来看，不得不承认其间有决策者“拍脑袋”的因素。在开征前也没有对居民储蓄倾向、社会文化心理进行深入研究。现在停减利息税，虽然大势所趋，但同样要避免简单决策，而要充分考虑相关的依据与影响。长远来看，要真正避免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错位的尴尬，只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选择机制，这种机制起码包括几方面要素。
一则，要使利益相关各方都有充分表达意愿的渠道，在政策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，诸如公开听证会、电视辩论、公众网络投票等都是可考虑的手段。二则，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引入专家论证制度。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多领域的，决策者不可能把握各领域的政策效果，因此较好的办法是建立专家论证制度，通过与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，使各种可能的政策影响都纳入决策过程中。三则，尽可能保持政策透明度与持续性，稳定公众预期。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，政策应避免跳跃性，并且使公众有稳定的预期。考虑到6月初多家媒体报道财政部官员表示并无改革利息税的动议，现在突然提出修改议案也有些突然。如此类似的事情，只会破坏政策效果并损害政府公信力。
另一方面，政府政策体系向“民生型”的全面转变已经迫在眉睫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政府政策实际上一直是围绕“效率”优先展开的，“公平”目标还在很多经济政策制定中没有充分体现。如果说这是改革初期的需要，那么现在全面转向重视公平的“民生型”政策已是水到渠成。回到利息税，我们看到多数国家开征利息税的目的，就是通过财富再分配，来实现公平目标。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，虽然存在不足，但利息税、遗产税等税种都是体现社会正义所必需的税种。由此，我国改革利息税的目标，应脱离简单的经济效率观点，而放在经济政策全面重视民生的变革过程中来考虑。回归利息税的本来功能，就要求对利息税进行全面调整，充分发挥应有的“劫富济贫”作用。
对此，值得考虑的做法是适应趋势先把利息税减半，然后进行起征点、减免额等要素的调整，向把它变成“富人税”而努力，以此表达政府政策转型为追求公平的意图，同时尽快在税收乃至所有经济政策制定中体现重视民生的取向，即使付出一定成本也是值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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